毛对红卫兵态度转变。

（节选）

作者｜霞飞

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应运而生，并在当代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众人仅知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便悄然消逝，却鲜少意识到，这一现象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立场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毛泽东曾深信，青年学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力量，故此，他坚定地支持了青年学生的自发组织——红卫兵。

自1963年起，毛泽东便洞察到我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该阶级已悄然掌控了基层大量权力。然而，至1964年，他意识到仅靠“四清”运动无法根除这一问题，于是寻求新的解决途径。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初，毛泽东对我国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极为严峻的评估。他坚信，在国内，尤其是中共中央内部，已经滋生出修正主义势力，他们是一群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统称为“小五界”）的领导权已脱离无产阶级的掌握。在党、政府、军队等领域，部分权力亦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所攫取。若不将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他们终将篡夺政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沦为资产阶级专政。鉴于此，毛泽东下定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夺回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葆本色。而要铲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先从“小五界”入手，于是，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在必行。

在启动“文化大革命”于“小五界”之际，毛泽东对依靠对象进行了深思熟虑。工人群体显然不可依赖，因为若号召他们参与“文化大革命”，将导致全国工业生产的中断。农民阶层同样不宜作为依靠力量，因为一旦发动他们参与，农业生产亦将停滞不前。至于解放军，它们作为国家稳定的基石，还肩负着国家边防的重任，若利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不仅边防将受到威胁，全国局势也可能陷入混乱。此外，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文化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了解有限。而“小五界”中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们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打击目标，因此也不宜依赖。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将信任投注于青年学子。他坚信，青年学子充满活力，缺乏守旧观念，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是投身以“小五界”为核心的“文化大革命”，充当先锋和主力的理想人选。

《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录了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这段对话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深邃思考。毛泽东指出：“在‘文革’期间，参与运动的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和学生，他们正是杜勒斯（前美国国务卿——编者注）所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的最年轻的一代。我打算让他们亲身感受斗争的残酷性，并将他们积累的经验与见解传授给下一代，世代传承，或许能令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失效。我正考虑动员群众参与，将批判的武器交至他们手中，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提升能力，明确哪些道路可行，哪些不可行。我将尝试这种方法，同时也做好了应对失败的准备。如今，群众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我感到非常欣慰，他们赞同我的做法。”

从毛泽东的这番言论中，我们不难窥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宗旨，旨在抵御和平演变的威胁。他借助红卫兵的力量，将批判的利器托付于他们之手，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主力军角色，其目的在于磨练与教育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确保我国能够代代相传，不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侵蚀。

基于此一理念，毛泽东于1966年5月果断抵制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采取的所谓“镇压学生”举措，并解散了该小组；基于此一理念，他频繁派遣人员深入高校，与学生建立联系；基于此一理念，毛泽东同意北京新市委解除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和彭珮云的职务，并对党委进行改组；基于此一理念，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布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呼吁文化教育界群众奋起对抗资产阶级“保皇派”；基于此一理念，1966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发生“六·六事件”，学生因驱逐工作组而遭受批斗，李世英在斗争后试图自杀未果，毛泽东赞誉其为“学生领袖”；基于此一理念，1966年6月12日，毛泽东指示江苏省委免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因压制学生革命而担任的一切职务；基于此一理念，1966年6月18日，北大学生在批斗干部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革命行动”；基于此一理念，毛泽东支持学生对教育部正副部长及司局长的批斗。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的高校与青年学生群体中，涌现出了众多反抗的青年先锋，他们自发地组建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团体，并形成了若干小团体的领导者。然而，这些学生团体将“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这一转变发生在1966年5月。

1966年五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于圆明园高扬旗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部分以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悄然聚首，共同誓言以“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宣言，并以“红卫兵”作为组织的名称开展活动。随后的日子里，“红卫兵”组织在清华大学附中及其周边迅速壮大。7月28日，附中的红卫兵将他们撰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通过江青转呈毛泽东。翌日，毛泽东致信红卫兵，表示赞同他们的大字报内容，认为其中“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及其走狗，表达了愤怒与声讨，阐述了造反有理的观点，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热烈支持。”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

毛泽东同志的这封回信，无疑是对红卫兵运动及其活动给予了坚定认可与全力支持。该信息一经传播，北京众多中学的红卫兵队伍迅速壮大，而北京各大院校亦紧随其后，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随后，红卫兵的影响力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迅速扩展。在此进程中，各地的青年造反者们纷纷成立了各具特色的红卫兵组织。尽管这些组织都统称为红卫兵，但每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名称。譬如，北京大学设立了“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则是“井冈山兵团”，北京师范大学则以“井冈山公社”命名，北京航空学院有“红旗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则有“东方红公社”，如此等等。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议以及毛泽东的发言，实则已明确确认：红卫兵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与勇猛的战士。当时，毛泽东正是借助红卫兵之力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

继而，毛泽东主动提议接见红卫兵，并连续进行了八次会面。然而，在八次会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洞察到红卫兵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对红卫兵的态度亦随之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在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之际，他满怀真挚的诚意，对红卫兵表示了坚定的肯定与支持。他寄望于借助红卫兵的力量，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夺取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隆重举行了一场百万民众参与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盛大集会。与会者以北京及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为主。大会筹备期间，毛泽东原本并未计划亲临现场。然而，当他得知多数与会者均为红卫兵时，便临时决定出席。他的出席，主要目的在于与红卫兵面对面。为此，他还特别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首次身着军装。这一举动颇具象征意义，既表明毛泽东意图直接领导军队，也彰显了他对军队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鼓励态度。

先前，有关毛泽东对北京清华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予以肯定的讯息已四处流传。众多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的红卫兵团体，亦派遣代表赴京，旨在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经验。他们纷纷致信毛泽东，恳求能够得到接见。毛泽东亦热切期盼与他们会面，于是，便趁此次庆祝大会之机，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红卫兵代表。

作为毛泽东同志首次与红卫兵的会面，现场气氛尤为热烈，媒体对这一盛况的报道亦详尽入微。当日，毛泽东同志身着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数百名红卫兵的代表。红卫兵代表们步下天安门城楼之际，广场上的红卫兵们欢呼雀跃，挥舞手臂，高呼“毛主席万万岁！”尤其是那些有幸与毛主席握手的人，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首次亲切接见了红卫兵。

骆小海、宋伯林、韩平是首批见到毛泽东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稍作休息之际，他们激动地走到主席面前，高声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面对他们的热情，毛泽东以亲切的笑容回应：“好！好！”并询问他们的来历。他们自豪地回答：“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志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抗争到底！”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全力支持你们！”此言一出，他们更是激动不已，齐声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

这时，清华大学女附中的一个红卫兵走到毛泽东跟前，要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这位女学生（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编者注）走上前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并且和毛泽东照了相。在场的红卫兵们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市第四中学学生孔丹、李克津等人在和毛主席握手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徐子非和毛泽东、林彪挨在一起照了相。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康生看到毛泽东穿着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就凑趣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红卫兵们听到这句话，就高呼：“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向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百万民众挥手示意。观礼台上的数万名红卫兵齐齐跃起，欢呼雀跃，革命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在此刻，毛泽东从天安门城楼中央向西侧走去，向众人挥手。全场顿时沸腾。随后，毛泽东跨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路走向人群深处，与周围的群众紧紧握手，并向全场的革命民众挥手致意。此刻，广场上欢呼声震天，每个人都将双手高举过头顶，围绕毛泽东跳跃、欢呼、鼓掌。许多人的手掌因拍打而泛红，更有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际，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要员亦一同出席。当时正处于困境中的刘少奇与邓小平，亦一同参与了此次接见。刘少奇精神矍铄，但面对这一宏大场面，其表情间难掩一丝忧虑之情。

当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展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定信念。他向身边的林彪表示：“此次运动声势浩大，确实成功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具有深远的意义。”鉴于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是以庆祝大会的形式举行，林彪与周恩来先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然而，他们的讲话却明显流露出截然不同的基调。

在大会上，林彪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发表了重要讲话。显而易见，他的讲话主旨明确，旨在号召红卫兵群众积极投身革命，开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

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己任，甘为人民的勤务员，先以群众为师，学习其智慧，继而成为群众的引领者。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包办代替的作风，摒弃做官当老爷的心态，以及高高在上、胡乱指挥的行为。”显而易见，周恩来讲话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干部应心系人民，以群众为师，切不可对群众指手画脚。

北京大学教授聂元梓及众多地区的学生代表相继发表演说。紧接着，百万民众穿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庄严检阅。

毛泽东同志首次接见红卫兵，此举迅即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影响。国内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洋溢着一片热烈的欢呼和庆祝的氛围；同时，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左翼政党与组织亦纷纷予以庆祝。

然而，遭受影响最为深重的，无疑是红卫兵团体。自那时起，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发起“破四旧”的宏大运动。其中，北京的行动规模尤为巨大。在8月19日与20日这两天，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展开了“破四旧”的行动，他们捣毁了若干店铺的旧招牌、街道的旧指示牌，甚至闯入一些资深学者的住所，对这些学者进行了破坏，并掠夺了大量文物。到了22日，北京各中学、大学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规模进一步扩大，一些资深学者和民主人士遭到批斗，他们的住所亦遭到搜查。在这过程中，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因无法忍受侮辱而选择了自尽。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也发生了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残酷屠杀事件，共有四十余人因成分问题被定为地主、富农而惨遭杀害。

当时，毛泽东对这些具体情势并不了解。直至8月2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探讨当时的全国局势，江青等人仅向毛泽东简报称，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定的动荡。在会上，毛泽东发表看法道：“无需畏惧混乱，允许其持续数月。”他指出，参与扫除“四旧”活动的人群中，大多数是值得肯定的，而坏人只是少数。当江青等人报告称，一些不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已相继倒台，毛泽东回应道：“即便那些地方没有了省委，也并非不可。”

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两篇社论：《工农兵必须坚定支持革命学生》与《好得很》，其中对红卫兵开展的“破四旧”运动表示了全力拥护。自此，一股以扫荡“四旧”和批判领导干部为主要内容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众多未蒙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纷纷发声，希望也能得到他的亲自接见。毛泽东对此回应得十分干脆，欣然应允。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再次亲切接见了红卫兵队伍。此次参与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超过五十万，现场气氛依然热烈。如同上一次接见时一般，“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在接见活动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领导同志悉数出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此次接见时，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而此次，林彪同志更是率先佩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标志性袖章。

在讲话中，林彪首先对红卫兵的造反举动给予了积极评价，并勉励他们持续展开造反运动。随后，他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涌现的打砸抢现象，提出了“以文代武”的方针。他强调：“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诲，倡导文斗而非武斗。切勿采取暴力手段伤害他人。在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斗争的过程中，亦应遵循此原则。武力冲突只能触及肉体，而文斗才能真正触及人的灵魂。”

在周恩来的一次讲话中，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谈及了激励红卫兵赴北京开展串联活动的重要性。他指出：“当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纷纷涌入北京，分享革命经验，而北京的同学亦走出京城，进行革命串联。我们深知此事之益，故全力支持你们的行动。中央已经决定，将分阶段、分批次地接待来自全国的大学生及部分中学生的代表，他们都将有机会来到北京。”

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红卫兵后不久，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布了通知，宣布全国各地区的革命学生与教职工代表将受邀前往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参观者通常可获得四天的住宿，主要任务是参观学习，并给予北京红卫兵以支持。在这次访问中，所有食宿费用均由中央政府承担，往来交通费用亦无需自付。此外，中央的负责人还将亲自接见这些代表。

此决定一经中央发布，全国迅速涌起了大串联的热潮。涌入北京进行串联的人群络绎不绝，难以计数。北京的旅社与招待所均已人满为患，而各饭店与公共食堂也因就餐人数众多而拥挤不堪。即便饭店全天候供应餐饮，仍无法满足需求。

与此同时，在北京与各地之间串联的红卫兵群体中，针对“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武装冲突持续加剧。为遏制这一态势的扩散，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以文斗代替武斗》。尽管社论发表，全国范围内的武斗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毛泽东接连两次接见红卫兵，此举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从外地前来北京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他们的强烈愿望迅速被传达至毛泽东耳中，于是，毛泽东毅然决定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了红卫兵。鉴于红卫兵已荣膺“毛主席的贵宾”称号，北京各机关单位纷纷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外地红卫兵，这使得来京的红卫兵人数络绎不绝。当天，接受接见的红卫兵数量高达百万之众。鉴于前两次接见时，部分群众反映未能目睹毛主席的风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后，随即乘坐敞篷吉普车驶入长安大街，再次与红卫兵亲切见面。在吉普车上，毛泽东不断向红卫兵挥手示意，表达着深深的关怀与问候。

在这场会面之际，林彪与周恩来相继发表了演讲，然而，二者的言辞格调迥异，这一差异尤为显著。

林彪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红卫兵的造反举动是“革命行动”的实质。他指出：“红卫兵的勇士们，革命的青年朋友们，你们的斗争方向始终坚定不移。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定地站在你们一边，广大工农兵群众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你们。……那些坚持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因你们的斗争而变得狼狈不堪。你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

在讲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了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工农业生产的繁荣与否，其影响深远。它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关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关乎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广大工人、公社社员、科技工作者以及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坚守生产一线，不失时机地把握生产的关键环节，将文化大革命激发出的无限热情和干劲，投入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部对于红卫兵运动的看法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一方全然予以肯定，另一方则对红卫兵在造反过程中全面打倒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的做法表示反对。这两种观点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6期中均有体现。该期杂志的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宗旨，绝非旨在斗争所有领导干部，亦非针对群众。绝不允许打压积极分子，更不能斗群众。”然而，同一期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却片面强调：“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力量。”我们必须抵制那些污蔑红卫兵为“少年狂热分子”的观点。

三、步入1966年11月中旬，毛泽东对接见红卫兵的热情已不复从前，然而红卫兵依旧坚持不离不弃，迫使他不得不再次安排了最后的两次接见。与此同时，围绕“文化大革命”的纷争与斗争亦愈发激烈。

至1966年11月中旬，北京的红卫兵队伍日益壮大，对毛泽东接见的呼声愈发高涨。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无奈之下，决定于11月11日亲自接见红卫兵。此次接见，是毛泽东第七次与红卫兵见面。仪式与上回大致相似。此次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高达两百万人。当毛泽东步上天安门城楼，广场顿时沸腾，响彻着“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以及“红宝书”的海洋。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首先对检阅台上的中央领导们说道：“你们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深入群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毛泽东发表这些言论之际，正值红卫兵对众多干部进行批斗的现象愈发频发，其行为导致社会秩序严重紊乱，甚至演变成围攻中南海的恶劣事件。在此背景下，红卫兵的行动亟需革命干部的引导。周恩来总理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接待了众多红卫兵，努力疏导他们。然而，众多干部却只是煽动红卫兵进行造反，对于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却未能积极进行纠正。鉴于此，毛泽东在此次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他们应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尤其是对红卫兵的工作要给予重点关注。

已显现的问题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然而，毛泽东依旧坚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他认为目前所遭遇的仅是次要矛盾，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定能将“文化大革命”推向更加完善的境地。

在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挥手示意之后，他再次步下城楼，乘坐敞篷轿车，沿着长安大街缓缓驶过，检阅着红卫兵的队伍。此次接待的红卫兵人数众多，秩序亦较上次略显杂乱，因此，毛泽东一行乘坐的敞篷吉普车行进得颇为缓慢。毛泽东在车内一站，便是数小时之久，加之北京渐冷的天气，他的疲惫感愈发明显，神色也变得凝重。尽管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优于许多中央领导，尤其是民主党派人士，即便如此，他仍感到了疲惫，那些体质较弱者更是难以承受，他们在车内站立过久，双腿甚至出现肿胀。接见活动结束后，有人一踏上地面便无力行走，不得不由警卫员搀扶着返回。

这次接见红卫兵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这次接见后，毛泽东对混乱局面表示不满、希望尽快恢复生产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加上毛泽东有要求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工作的指示，因此一些老干部敢于说话了，也敢于抓生产了。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工人体育场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在讲话中说：“搞路线斗争，要顾全大局。冲击中南海，冲击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进行路线斗争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实行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不赞成搞逐步升级，并不是口号喊得愈高愈革命。”贺龙明确表示拥护陈毅的意见。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要从大局出发。”叶剑英在讲话中说：“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谬误了，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

但是，林彪、江青等人却认为老干部的讲话是搞秋后算账。他们指使手下的人立即回击。11月14日，戚本禹、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华东师大造反派学生。戚本禹说：“北京有一个‘秋后算账派’。现在已经是秋后了，看来他们算不成了。冬后会不会算？冬后算不成春后又会不会算？他们还是要跟革命派算账的。算账就是复辟，就是反攻倒算，就是镇压学生。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就要算账。”

然而，老干部们并未因威胁而退缩，他们依然积极寻求方法以稳定局势。11月16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并发布了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决定自1966年11月21日起，全面暂停火车、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用于来京串联的活动。

在征得毛泽东的批准后，周恩来于11月17日至12月23日主持召开了全国计划与工交会议，议题集中于探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和交通企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并对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研讨。在会议中，周恩来明确指出，需设立国务院业务组，专责经济管理和生产抓捕。此外，他还强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工作应在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必须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不得擅自脱离生产岗位，并禁止跨地区串联活动。

在周恩来发表讲话的次日，江青便指派王力宣读“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该指示明确提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同时也是推动这场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它断言，工人阶级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毛泽东此次会见红卫兵之际，围绕“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两种力量的较量已然拉开帷幕。

“待所有红卫兵均已接见完毕，此后将不再组织此类活动，旨在促使他们早日返回各自的原籍。”

1966年11月25日与26日，毛泽东连续两日亲自接见红卫兵。在这两天里，共计接待了250万名红卫兵及革命师生。此举标志着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重要历史时刻。

此番，毛泽东再度踏上天安门城楼，向广场中的红卫兵挥手示意。鉴于此次接见红卫兵的人数众多，广场上秩序略显混乱。红卫兵们无不热血沸腾，“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天动地，广场上再次涌动着由“红宝书”拼成的壮阔红潮。

连续两天接待红卫兵的行程让毛泽东显得格外疲惫。在25日的接见结束后，他次日仍需继续这一活动。卫士陈长江与李忠诚向毛泽东询问：“昨天已经见过面了，今天还需继续吗？您难道不觉得疲倦吗？”毛泽东回应道：“即便疲惫也要继续，否则孩子们不会离开，你又能有何办法？这就像是被迫走上梁山一般！”

在连续两日的接见活动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散落着数万双被踩踏的鞋履，数万本“红宝书”，以及数万枚毛主席像章。现场拥挤不堪，众多红卫兵在推搡中受伤，其中不乏昏厥倒地的情形。幸亏周恩来总理事先考虑周全，提前部署了大量部队进行及时救护，这才避免了大规模伤亡事件的发生。

毛泽东在此次会见红卫兵之后，《人民日报》对其进行了总结性的报道。报道指出：“自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以来，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已经接见了超过一千一百万名红卫兵以及革命师生。红卫兵今后需立足于自身单位，投身革命事业。”此报道明确宣告，毛泽东将不再继续接见红卫兵。尽管如此，仍有部分红卫兵滞留于北京，未能按期返回。为此，中央政府派遣了工作人员，开展了大量劝返工作，但成效并不显著。

截至11月26日之前抵达北京的师生与红卫兵，可在12月20日之前免费乘坐火车或汽车返回各自所在地。自12月21日起，北京地区的革命师生与红卫兵将不再享受免费餐饮、火车及汽车服务。同时，外地进行串联的师生与红卫兵亦须在12月20日之前返回原籍，12月21日后乘坐火车、轮船或汽车将不再享有免费待遇。所有返回原地的师生与红卫兵将获得直达车票，途中不得有停留。徒步长征的师生与红卫兵的接待安排将另行规定。

毛泽东对迅速恢复秩序的决心显而易见。他坚定地支持周恩来在稳定局势方面所做的工作。基于这一坚定支持，周恩来在行动上更加果断。在12月1日发布通知之后，紧接着，他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12月9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这十项规定的核心内容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动人们实现革命化，以此激发生产活力；在生产单位，鼓励群众自主选举“文革小组”和“革委会”，遇到问题在本单位内部协商解决，避免工人大量离职；学生可以有序地到厂矿进行串联活动，工人则可以在业余时间前往学校串联，且串联活动仅限于派遣代表参与。

这十项规定，尽管当时仍带有林彪、江青等人的某些影响，但其核心宗旨旨在实现稳定，重拾社会秩序。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开始关注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他提倡工人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并强调革命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合。

四、尽管毛泽东未曾对红卫兵群体发表过任何否定的言论，他却明确指出：知识青年应当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不久，上海便爆发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领一群造反的工人进行卧轨拦车，此举动导致全国主要铁路交通瘫痪。对此，毛泽东明确表态，表示对这一事件的支持。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成功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控制权，毛泽东亦对上海工人的夺权行为表示了支持。这一事件，即所谓的“一月夺权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震动。此后，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聚焦于工人阶级。在他的后续批示中，几乎全部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对红卫兵夺权的支持则极为罕见。显而易见，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

对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已不再抱以信任。非但如此，他更是坚信这些年轻学子亟需接受进一步的教化。基于此番思考，毛泽东果断采取了三项举措：

首先，派遣宣传队入驻各所学校，由工人阶级负责维护校园秩序。即便是在党委机构已陷入瘫痪之际，工人代表亦担当起学校管理者的角色。

其次，派遣宣传队伍入驻各所学校，并由军方代表负责主持学校的日常运作。

三是随后组建的“三结合”领导集体中，军队干部、工人及老干部代表被任命为关键领导岗位，而青年学生代表虽亦融入领导团队，但其职位则相对靠后，并未承担核心领导职责。

随后，毛泽东察觉，学校的秩序依旧未能稳固，而全国范围内的大学与中学亦纷纷停课参与革命运动。加之，全国各地陷入一片混乱，毕业季的学生们面临分配工作的困境。长此以往，不仅会葬送年轻一代，亦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观察“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发展，显而易见，青年学生在政治认识上尚显稚嫩，亟需接受相应的教育。

面对困境，毛泽东提出了创新举措：派遣大学毕业生至工厂和军队，接受工人阶级与解放军战士的深入教育；而中学毕业生则被鼓励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实际教导。由此，大批学生被分配至各地，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应运而生。学校环境也因此逐渐恢复了宁静。

随时间推移，红卫兵组织大多逐渐销声匿迹，“红卫兵”的标志性袖标亦从青年学子的臂膀上摘除，红卫兵运动随之步入沉寂。这一历史篇章，虽已不再活跃于现实，却如同一幅画卷，永久镌刻在人们的心间。

彼时，毛泽东的倡议迅速引发了众多红卫兵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投身农村，与人民公社的社员并肩劳作。尽管这种再教育过程颇为严峻，但他们确实从中受益匪浅。如今，人们不难发现，当年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人才，他们如今在各行各业中担任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回顾往昔，若非毛泽东当年果断采取这一举措，任由青年学生在校园与社会中掀起“革命”浪潮，或许真会葬送掉整整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