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天，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门口，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正在伤心地哭泣。在她旁边，站着一个稍大一些的男孩，正在安慰她。

这时，在武汉领导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办事回来。看到这一幕，就上前询问。原来，这是一对兄妹，两人在母亲的叮嘱下。来办事处报名参加八路，哥哥已经被批准去延安。妹妹因为只有16岁，年纪太小了，办事处让她回家。所以伤心地哭了。

周恩来看着站在眼前的这个女孩，感觉有些面熟。特别像十年前给自己放哨的黄毛丫头，那个时候只有四五岁。便问她爸爸是谁，这一问，女孩哭得更厉害了，哽咽着说：“爸爸叫孙炳文，被国民党枪毙了！”

周恩来激动不已，说：“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孩子，你们受苦了。”

周恩来拉着他们急步走进办事处，大声朝正在伏案工作的邓颖超喊道：“小超，小超，你看谁来啦？”没等邓颖超反应过来，他又高兴地说：“这是宁世和维世，是孙炳文同志的孩子呀。” “喔呀！是宁世和维世啊。”邓颖超一边回应着，一边将小维世揽进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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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周恩来和孙炳文的关系，就不得不提中共早期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他就是朱德。

朱德与孙炳文是挚友，1917年，他在滇军中担任旅长时，部队驻守在四川省南溪县。孙炳文慕名前去拜访。彼时，他因为预谋刺杀原摄政王的事情败露，被袁世凯政府缉捕，潜回四川，以教书谋生。初次见面，相谈甚欢，朱德聘请他到旅部担任咨谋。

五四运动以来，朱德在孙炳文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知道俄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两人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救国救民。当时，中国正流行留学潮，很多有志青年纷纷走出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进步青年朱德和孙炳文当然也不例外。

1922年9月，上海外滩格外的阴郁和潮湿。朱德踏上了停靠在外滩码头的法国籍“安吉尔斯”号邮轮。与他同行的孙炳文走过来，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关切地问：“玉阶，想家吗？”

到达法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人得知有一批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这个支部的负责人叫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于是，他们又急急忙忙地乘火车前往柏林，去找周恩来。

三人在一间小屋子里，谈了一整夜，彼此坦诚地叙说自己的心声……周恩来虽然比他们小十多岁，但他们发现彼此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从此，三人成为莫逆之交，情同手足。朱德、孙炳文抛弃官禄和地位，决心投奔共产党的耿耿忠心打动了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介绍两人入党。11月，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朱德、孙炳文终于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但两人的身份当时处于保密状态，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

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次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将孙炳文调回国。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准备北伐。孙炳文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一个月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的少将主任。

孙炳文在广州和周恩来秘密接头时，怀里抱着5岁的孙维世。让她看身后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见面后，他们坐下来谈话。这个机灵的黄毛丫头就给他们放哨，打幼年时起，她就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

1927年4月初，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此前，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孙炳文早有耳闻。因此，他率领全家老小十多口启程时就有所提防，先秘密离开广州去香港，然后搭乘法国邮轮启航赴上海。为防止意外，孙炳文化装与家眷住在二等舱，其余随行人员住三等舱。但他并不知道，此时，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不巧与褚民谊狭路相逢，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褚民谊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为了邀功请赏，他借邮轮上的电台，偷偷地向蒋介石告密。

4月16日，船抵上海汇山码头，还没有抛锚停稳，一批巡捕就蜂拥上船，直奔孙炳文所住客舱。老奸巨猾的褚民谊凶相毕露，走近孙炳文，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

孙炳文被戴上了脚镣手铐，和长子孙宁世、秘书张斗南一起被捕。三人被关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妻子任锐经过多方奔走，打听到了丈夫的下落。

看守所里各种刑具，狼藉满地，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摆出了杀气腾腾的架式，对孙炳文展开了审讯。他不屑一顾，昂首挺胸，从容自若。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秉承主子“力主劝降”的旨意，威逼利诱，耍尽花招。孙炳文怒目而视，不为所动，严词痛斥他们危害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国民党反动派既怕又恨，无计可施。于4月20日凌晨，将孙炳文秘密杀害了。

孙炳文牺牲后，任锐将三子孙名世送给外祖父抚养，将只有1岁多的孙新世送给姨父母抚养，取名黄粤生。带着长子孙宁世和次子孙济世，以及6岁的孙维世开始了将近10年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

1935年，任锐从上海回到了开封老家，此行目的是带丈夫遗骨回家。原来，孙炳文有一个表兄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孙炳文遇害后，他安排人偷偷把孙炳文的遗骨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

1935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任锐带着妹妹任均出门。她行李中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儿，瓦罐差不多有一尺半高。任锐对妹妹说，这是你二姐夫浚明（孙炳文）。两人雇了一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跨过了粤海铁路，穿过白塔村，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地方。那时任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无力送他回归故土。于是，请人挖了一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然后，亲手将瓦罐儿埋了进去，盖上了土，还立了一个很小的碑，比现在的杂志大不了多少。

1936年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任锐，本来是想把任均和孙维世送进学校读书。但是看到她们喜欢看戏剧，也喜欢表演。就把两人改了名字，送到东方剧社学习表演。后来，得到地下党员夏衍、金山、章泯等人的鼓励与帮助，成为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孙维世在电影《摇钱树》中饰演一个市民家庭的小姐，令人印象深刻，显露了她的表演才华。与当红影星舒绣文、吴茵、刘琼、白杨等合作过多部影片。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任锐通过报纸得知周恩来在武汉，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让子女继承丈夫未尽之事业，把他们送进革命队伍里。

让孙宁世带孙维世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武汉投奔周恩来。两人一路舟车辗转，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兄妹俩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周恩来不在。于是，就出现文章开头那一幕。

周恩来深为孙炳文一家的不幸遭遇叹惜，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抚养烈士的遗孤，为了死者，也为了生者。邓颖超理解周恩来的心情，她看到宁世已经长大成人，可孙维世还稚气未脱，便拉着她的手，笑着说：“维世啊，你就当我们的女儿吧。”

周恩来给任锐写了一封信，表示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同时邀请她和孙济世到武汉团聚。任锐欣然同意。就这样，孙维世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义女。

在周恩来夫妇的关怀下，孙宁世被送到太行山，在他父亲的挚友朱德那里工作，担任朱德的机要秘书。任锐、孙维世、孙济世一起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周恩来知道孙维世喜欢演艺，并且在上海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1939年8月下旬，邓颖超陪周恩来赴苏治病时，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带孙维世到苏联深造。

1946年，孙维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表演系与导演系，不久回国。同一年，他的小弟弟孙济世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三年后，母亲任均在天津病逝。

在这段悲伤的日子里，周恩来夫妇给了她最大的慰藉，不仅经常去看望她，还通过在香港工作的龚澎找到了与她失散多年、寄养在姨父母家的妹妹黄粤生。邓颖超为黄粤生改名孙新世，寓意新的世纪到来了。

1949年秋天，作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孙维世却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周恩来在出发前找养女长谈，一再嘱咐她要好好工作。出访归来，有人找到孙维世，要她谈谈随同毛泽东出访的情况，孙维世拒绝了。她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没什么好谈的。

不仅周恩来、邓颖超十分喜欢孙维世，中央的许多老同志也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她成为建国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人之一，就是平时她也可以带人进去，中央领导人和警卫人员也决不阻拦。她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经常去看望，甚至住在周恩来的家里。1950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孙维世姐妹在西花厅给恩来夫妇举行了银婚纪念，邓颖超和周恩来从不过生日，更不要说什么银婚纪念了，但在孙维世的巧妙安排下办到了。至今人们看到周恩来夫妇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的银婚照，仍然感到无限温馨。

从1954年到1958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总导演。是新中国戏剧奠基人、新中国三大导演之一。

由于过度的劳累和长久的精神压抑，1958年，住进了医院。病中的邓妈妈得知爱女病后，立即到医院探望。作为母亲，她了解自己的女儿。女儿才华横溢，却有时显得不够坚强。虽然平时她已多次对她说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经受曲折磨难的精神准备，万不可以认为今后的道路会一帆风顺。”

现在女儿住院，她觉得应再次提醒女儿，让女儿振作起来。她给维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闺女——维世： 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艰难困苦的考验。遭受着病的折磨和病中的寂寞，并且要战胜它，这也是一个考验。我热望你在这方面取得胜利！……

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

孙维世接到妈妈的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既为老人家给她的慰藉感到高兴，又对老人家在病中来探视感到不安。4月25日，她写了一信给邓妈妈，对两位老人家的关怀、鼓励、教诲表示谢忱。接到孙维世的信后，邓妈妈于4月28日又给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闺女——维世同志： 上次写给你的那封信，是我病后第一次试笔写的。信发出以后，我一直担心，是否我的忠言，会使你感到逆耳？今天早晨我看到你在廿五日给我的回信，给我带来了异常的欣慰……你的爸爸从南方给我来的电话，他头一件事就是问到你的病好些吗？……

你的妈妈超

1968年，孙维世逝世。1972年9月5日，邓颖超受中央委托护送何香凝灵柩去南京。列车上，她对何香凝的外孙女李湄谈起维世去世的事情，仍非常伤心。说：“维世是烈士的孩子，从小参加革命，一家革命……怎么会自杀？”

1987年，邓颖超给因病住院的著名演员于蓝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署名用的是“被维世称作妈妈的人手书”。于蓝接到邓大姐的信后，深知邓大姐仍思念着她的爱女维世，不禁感动得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