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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周，但会谈开端却充满戏剧性。

当美国代表团准备进行严肃外交磋商时，毛泽东主席以一句出乎意料的幽默开场，瞬间打破了僵持二十多年的隔阂。

这句话不仅展现了东方哲学的智慧，更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深刻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

究竟是怎样的一句话，能让整个美国代表团为之震撼？

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迅速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原本被苏联视为东方阵营的重要力量，但冷战初期的国际关系远比意识形态的划分更为复杂。

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不仅在政治上拒绝承认，还在经济上实施禁运，军事上通过组建“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

并将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这些行动使得中美关系陷入全面对抗。

整个1950年代，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在台湾问题上尖锐对立。

美国试图通过遏制政策削弱新中国，而中国则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盟。

然而，这种联盟关系并未持续太久。

1950年代末，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出现裂痕。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试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被毛泽东坚决拒绝。

他认为这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并表示“中国人民向来把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1960年代，中苏分歧进一步加剧。

苏联单方面撕毁对华援助合同，撤走所有专家，并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苏联甚至考虑对华进行核打击，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截至1969年，美国在越南的财政开支累计达2000亿美元。

死伤官兵数十万，国内反战运动高涨，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这种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促使中美两国重新权衡自身的战略利益。

美国尼克松政府认识到，继续忽视中国不仅无法解决越南问题，也无法应对苏联的全球扩张。

尼克松在1967年就曾表示，“我们决不能忘记中国，必须经常寻求机会与之谈判”，上任后更是通过巴基斯坦等渠道向中国传递缓和信号。

中国领导层也意识到，改善对美关系可以缓解苏联带来的安全压力，并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1969年，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

他们提出苏联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并建议与美国接触。

尽管存在长期敌意和信任赤字，但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为中美合作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后来总结说：“无视中国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而中国则通过一系列外交试探，包括释放误入中国领海的美国游客，向美国发出缓和信号。

两国都在谨慎地迈出步伐，为历史性的接触做准备。

02

1971年初，中美双方都在寻找打破僵局的机会。

此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两国领导人更加迫切地需要接触。

美国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从越南脱身并制衡苏联；

中国则希望摆脱外交孤立，缓解安全压力，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契机出现在1971年3月底至4月初，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乒乓球队在中断两届后重返国际赛场，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团出发前指示，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并暗示可以邀请他们访华。

比赛期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美国选手格伦·科恩误上了中国队的班车，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与他握手、寒暄，并赠送了一块中国织锦作为礼物。

科恩后来回赠了一件印有和平标记的运动衫。这一场景被记者捕捉，成为轰动新闻。

美国队随后表达了访华的愿望。中国代表团迅速向国内请示。

最初，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建议不邀请美国队访华。

报告呈递给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毅然改变了原意。

4月6日，他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惊喜交加，立即批准接受邀请。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的美国人。

周恩来总理对访问作了精心安排，不仅组织了友谊赛，还让美国队员参观了长城和清华大学。

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代表团成员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这一事件被国际舆论称为“乒乓外交”，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性突破。

乒乓外交的成功为更高层次的接触铺平了道路。

早在1970年，尼克松就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表示希望与中国和解。

中国方面也作出了积极回应。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方发出邀请，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

美国方面立即行动，代号为“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计划悄然启动。

1971年7月，基辛格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公开行程包括西贡、曼谷、新德里和伊斯兰堡。

在巴基斯坦，基辛格在欢迎宴会上伪装腹痛，叶海亚·汗总统顺势宣布让他去别墅休养，实际则是为了摆脱记者，秘密飞往北京。

7月9日12时15分，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波音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官员黄华、章文晋等已在机场等候。

基辛格一行被迅速送往钓鱼台国宾馆。

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开始了第一轮会谈。

基辛格后来回忆，中方泰然自若的态度让他印象深刻，双方会谈更像两位教授在讨论国际关系，而非刻板的外交谈判。

在超过17小时的密集会谈中，双方就尼克松访华安排、台湾问题、印支战争等关键议题交换了意见。

基辛格表示，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愿意逐步减少驻台美军。

周恩来总理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双方最终商定，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

1971年7月15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30分，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震动世界的公告：“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公告发表后，国际社会反应强烈，日本政府仅提前一小时被告知，深感震惊；

苏联则感到不安；台湾当局更是恐慌不已。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就此正式开启。

03

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后，中美双方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

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商定了访问的具体日程和联合公报草案。

双方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推敲，从接待礼仪到议题设置，力求在体现尊重的同时，妥善处理分歧。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尼克松夫妇走出舱门，快步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旁，面带微笑地迎接。

尼克松抢先伸出手与周恩来紧紧相握，周恩来说道：“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有25年没有交往了。”

这一场景通过电视镜头传遍全球，成为冷战时期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标志着两国长达二十多年隔绝状态的结束。

中方对接待工作做了极致细致的准备。

尼克松一行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的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安保工作由中央警卫团直接负责。

尽管当时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街头随处可见革命标语，但中方并未刻意移除这些标语，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展现友好。

当天下午，尼克松正准备进行初步会谈时，突然接到通知：

毛泽东主席要立即会见他们。原计划中没有安排这么快与毛泽东会面，这让美方感到意外。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见到了这位中国领导人。

书房里堆满了书籍，毛泽东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微笑着与客人握手。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有着最悠久文明的国度。”

毛泽东笑着回应：“你的到来，对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件好事。”

原定15分钟的会谈持续了65分钟，双方就国际形势、哲学思想等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气氛轻松而富有深意。

随后的一周里，尼克松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议题涉及台湾问题、越南战争、美苏关系、以及双边交流等。

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最为明显。

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要求美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从台湾撤军。

美方则希望保留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同时逐步减少军事存在。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并在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创造性地采用了分别阐述双方立场的方式，既明确了共同点，也不回避分歧。

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这一表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访问期间，尼克松还参观了长城和故宫，这些活动通过电视向全球转播，展示了中国开放的形象。

周恩来在宴会上对尼克松说：“我们希望通过双方的努力，能够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尼克松回应道：“让我们共同为世界和平努力。”

尼克松的访问虽未立即解决所有问题，但成功实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对话，改变了冷战战略格局，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深层次的中美交流合作创造了条件。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会按照常规的外交程序进行严肃的政治会谈时，伟人突然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开始了这次历史性的对话......

04

尼克松和基辛格跟随工作人员穿过中南海静谧的庭院，来到毛泽东书房门口时，心情既期待又忐忑。

他们设想过各种正式的外交场合，却没想到会在这个堆满书籍的空间里进行首次会面。

毛泽东在秘书搀扶下站起身，与两位美国客人握手。

尼克松按照外交礼仪说道：“主席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有着最悠久文明的国度。”

毛泽东微笑着打量来自远方的客人，没有按照预想的外交辞令回应。

而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开始了对话：“我们俩人的朋友蒋介石可不赞成这个啊。”

这句开场白让整个美国代表团为之震撼。

基辛格后来回忆，这句话轻松打破了僵局，显示出毛泽东独特的哲学思维和战略眼光。

尼克松迅速回应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听完翻译后笑了。

周恩来笑着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对骂。”

毛泽东接着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这场原定15分钟的会谈持续了65分钟，双方从台湾问题谈到哲学思考，从国际形势谈到历史变迁。

毛泽东以诙谐随意的谈吐，暗示了许多严肃的原则性问题。

包括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和反对霸权问题。

尼克松在会谈结束时表示：“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但是我们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

毛泽东点头表示认可。

这次会谈为后续的正式谈判定下了基调，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

05

随着访问的正式展开，双方代表团开始了艰苦的谈判过程。

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这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会谈中。

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

中方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美方最初觉得不应该“抛弃”台湾，应承担义务保证台湾享有独立国家生存权的权利。

尼克松表示：“我们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最终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妥协。

美方同意声明：“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谈判最紧张的阶段，基辛格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留在钓鱼台国宾馆，逐字逐句研究推敲即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

有时谈判持续到深夜，双方就具体表述进行反复讨论。

2月24日至25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长城和故宫。

在长城上，尼克深有感触地对随行记者说：“不管是实体的城墙，或是意识形态上的城墙，都不能隔开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2月26日，尼克松一行由周恩来陪同前往杭州访问。

在西湖宾馆，双方继续就公报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谈判，基本上解决了所有棘手问题。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展现出非凡的外交智慧和谈判技巧。

既坚持原则性，又表现出灵活性，为最终达成协议发挥了关键作用。

06

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一行来到上海。

当天下午，《上海公报》在锦江小礼堂预发布。当晚的宴会上，尼克松发表即席演讲，称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他说：“公报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座跨越16000英里大洋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

2月28日上午10时，中美两国政府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著名的《上海公报》。

这份公报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公报首先阐明了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各自看法和立场，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

然后强调指出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中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并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公报还规定，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并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说的，他对中国的7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中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

同时也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于推动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使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联系加强，关系得到改善，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使中国不再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

中美关系的缓和也为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开辟了道路。

在中美关系解冻的推动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相继访华。

中国和一批西方国家相继建交，中国外交事业出现了新局面。

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突破。

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