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讲：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跟着应和；我有美酒佳酿，愿与你一同分享。盼着能与你产生共鸣的你，来关注、留言，一起学习、结交朋友！

1984年3月22号那天，李登辉被选为了“副领导人”，他马上跑到蒋经国的住处，祝贺蒋经国再次当选，还感谢蒋经国对他的提拔，这已经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让人有点意外的是，蒋经国后来也去了李登辉家道贺。要知道，以前蒋经国可是只有去给国民党里那些有分量的大佬过生日时，才会亲自上门祝贺的。1978年谢东闵当上“副领导人”的时候，可就没享受到蒋经国亲自上门祝贺的待遇。

随后，蒋经国还特地邀请李登辉，与他一起在“总统府”会见了“五院院长”，这一举动在当时也是极为少见的。李登辉在政坛上相较于“五院院长”来说，资历尚浅，蒋经国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撑腰。通过这次会见，明确了李登辉与“五院院长”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之后，蒋经国还在多个关键领域对李登辉进行扶持，帮他补齐短板。

【1、蒋经国扶持李登辉的努力】

行政管理那块儿。

李登辉在应对国际事务上经验不足，蒋经国就多次安排他出国访问，既能让他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又能迅速提升他在国际上的名气，为李登辉接班铺路。李登辉当“副领导人”期间，到过南非、乌拉圭、巴拉圭、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还顺路去了美国、日本，和各国政要见了面。每次他回国后，蒋经国都会让他在中常会上分享经历，趁机夸赞他的表现和能力。

1985年11月的时候，蒋经国给李登辉颁发了“一等卿云勋章”，用来表扬他做出的政绩。

如何应对党外反对力量，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个既棘手又敏感的事儿。蒋经国让李登辉参与其中，让他扮演一个愿意与党外交流的开放角色。1984年8月，国民党打算释放高俊明和林义雄，蒋经国特意让李登辉以基督教长老教会教友的名义，去和长老教会的元老以及林义雄的家人沟通、会面，之后才释放了林、高二人，让李登辉借此机会做了个“好人”。

李登辉赞成和“党外”人士交流，可当交流陷入僵局时，他怕因此被保守派指责，好在蒋经国公开力挺他，让他消除了顾虑。

在军事领域的情况。

1984年端午节和中秋节时，李登辉两次代替蒋经国去金门、马祖“看望并慰问官兵”。以前，这类事情通常都是军方的高层领导去做的，“蒋经国这么做，明显是想让李登辉在形式上获得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蒋经国还让李登辉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并让他主持军事庆典，以此拉近李登辉和军方的关系，提升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从1985年开始，就安排李登辉去参加台湾军校的联合毕业典礼了。“这可不是个普通的安排”。蒋家父子对军队的掌控那可是相当严格，从来不让别人插手。每年他们都会亲自会见军校毕业生，还发表训词，就是为了牢牢控制住这些毕业生。而让李登辉参加军校联合毕业典礼，就能看出他受到了特别的培养。

党组织相关事务方面。

1979年，在国民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李登辉第一次成了中常会的一员。到了1981年十二届一中全会，他在中常会里排到了第15名。1984年二中全会时，他的排名一下子升到了第9。再到1986年三中全会，他的名次更是飙升到了第3，仅次于严家淦和谢东闵。

严、谢两人如今在政坛已没了往日风光，李登辉在国民党里那可是地位极高，除了顶头上司，其他人都要敬他三分。

从1980年开始，李登辉在党务工作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始终担任着“中央提名审核小组”的成员一职，在提名相关事务上拥有很大的决策影响力。

这个小组负责统筹安排国民党成员参与各类选举活动。

“政治革新”活动拉开序幕后，李登辉跻身中常会“十二人革新特别小组”，此小组被视作国民党新崛起的权力中枢。

小组以严家淦作为总负责人，下面设有两个小组：第一小组的负责人还是严家淦，第二小组的负责人是黄少谷。一开始，李登辉在第一小组，负责“大陆政策”方面的研究。后来严家淦生病住院，李登辉就接任了第一小组的负责人，还进一步代理了总负责人，成了政治革新小组里真正的“掌舵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方案是李登辉主持制定的，而推动开放民众去大陆探亲这一决策，背后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李登辉。

蒋经国在人生最后两年里，身体状况不佳、行动困难，而李登辉却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其作用和地位逐渐变得显著。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让李登辉代为主持中常会，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猜测”，被看作是蒋经国将权力“移交”给李登辉的前兆。

因为蒋经国用心培养，加上李登辉自身展现出的能力，让他在台湾政坛的地位很快提升，声望大增。

【2、蒋经国逝世后领导人之争】

1988年1月13日清晨，蒋经国起床后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还稍微吐了点儿。医生赶紧给他输了营养液。到了下午1点55分，他的病情突然变得很严重，开始大量吐血，接着就休克了，心脏和呼吸也停了。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没能救过来，“到3点50分的时候，心跳没了，瞳孔也放大了，就去世了”。

蒋经国尽管身体一直不好，在1988年元旦那天，他还坐着轮椅出现在公众面前。去世前一天，他还前往“总统府”处理公务，会见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并询问了十三全大会的筹备进展。他的突然离世，让国民党高层都措手不及，毫无准备。13日下午蒋经国离世时，李登辉正在会见美国议员。对于国民党高层而言，当务之急是迅速填补蒋经国离世后的政治空缺，确保党政机构能够顺畅运转，社会秩序保持稳定。

国民党内部也开始为了争权夺利而斗起来了。

蒋经国离世后到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召开的这三个小时里，高层中有声音提出，仅推举“副领导人”李登辉来担任“代理领导人”。李登辉得知后，气得转身就走，不肯接受这一安排。

后来在“立法院院长”倪文亚的多次劝解下，他才参加了临时中常会。一番忙乱之后，国民党中常会于当晚七点紧急开会，在听了蒋经国去世的情况汇报，并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后，做出了决定：

（1）请求政府安排重要官员来处理国家丧葬相关事务。（2）大家一致赞同，依据宪法第49条，让李常务委员登辉同志接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

李登辉马上回到“总统府”，发誓接任“领导人”一职，当时的时间是晚上八点零八分。

1月15日那天，“国防部长”郑为元和“参谋总长”郝柏村都各自发表了声明，说军队里的官兵都“真心实意地支持李登辉，会听从指挥，守护好咱们的领土”。

李登辉成功就任“领导人”并发表了军队效忠的讲话，这表明蒋经国离世后，台湾在短暂的动荡后迅速恢复了秩序，“各部门工作照常开展”，社会保持安定，蒋经国晚年精心策划的权力交接安排得以成功完成。

民进党方面也觉得，李登辉能够依照“宪法”正常接任职位，这“足以表明宪政已经有了初步的根基”。

19号那天，新上任的“头儿”李登辉见了“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考试院长”孔德成，还有“监察院长”黄尊秋这些人，他说要“化悲痛为力量，一起保证宪法能一直好好执行下去”，还诚恳地希望五院的院长们能“继续好好工作，尽好自己的本分”。李登辉还说了三条，让各部门以后工作都照着这个来。

“首先，得尊重法律、脚踏实地，把制度建起来”；“其次，法规得及时更新，公权力要用得恰到好处”；“最后，团队里得拧成一股绳，有合作精神。”

五家分院的院长都纷纷表态：“往后一定按照领导的要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竭尽全力，为百姓谋福，为国家出力。”

会面表明“中央部门会朝着更稳定、更团结的方向，持续且有效地开展工作。”

国民党方面为蒋经国举办了十分盛大的葬礼仪式，1988年1月30日的下午时分，蒋经国的遗体被安葬于台湾省桃园县的大溪之地。

【3、国民党代理主席之争】

李登辉当上“接任的领导人”，这可不意味着国民党高层间的权力争斗就此画上句号。

在台湾的政治环境里，“领导人”并非权力的关键掌控者，所有权力基本都汇聚在国民党那里，国民党中央主席才是政治活动里的核心人物。

所有重要的政策方向、政府举措以及人员任免，都得先由国民党内部商讨敲定，之后才由所谓的“最高领袖”、“行政首长”这些人来颁布指令，付诸实施。蒋介石和蒋经国在担任“最高领袖”期间权势极大，风光无限，这是由于他们还同时身兼国民党的“总裁”和“主席”要职。

1975年蒋介石离世后，严家淦接过了“领导人”的位子，但实际大权却握在国民党中央主席兼“行政院长”蒋经国手里，严家淦不过是个没实权的“空壳总统”。所以，蒋经国死后，大家争的不是“总统”之位，而是谁能成为国民党的新头目。

在国民党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国民党高层内部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一边是以党内“中央秘书长”李焕等掌握实权的人为代表，他们支持李登辉上位；另一边则是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以及原先在蒋、宋身边辅佐的元老们为代表，他们反对李登辉，想推举其他人选。

一开始，两派都提议先不设主席，不过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李焕这些人觉得，李登辉虽然接了“领导人”的班，在竞争主席的位置上已经领先很多了，但他在党内“没啥实力和威望，所以他当上这个位置，难免让人觉得他‘不够厉害’”。

若在高层还没统一意见时就急着推选李登辉当代理主席，就算他当选了，票数也不会多，还可能让他威望受损。不如先让他站稳脚跟，把路铺平，让他能顺顺当当接上班子。

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群人担心，出身台湾的李登辉如果同时掌握党政大权，可能会失控，导致国民党政权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他们想推举一位来自大陆的重量级人物担任党主席，以制衡李登辉。他们原本打算让“行政院长”俞国华来挑这个担子，“但俞国华形象不佳，根本不是李登辉的对手”。后来又想推李焕上位，但李焕拒绝了。

情况紧急时，竟有人提议让已经90岁高龄的宋美龄重新出山，跟李登辉较量一番。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们只能先决定不设代理主席，等过几个月再另行打算。

事态的快速变化，让国民党高层的美梦落了空。

李登辉当上“领导人”之后，立马就搞了一系列小动作，为以后当上党的主席打基础。他每天都去“荣总”医院里蒋经国的灵堂转一圈；接着，他又按顺序去拜访了宋美龄、严家淦、张群、陈立夫这些国民党里的老前辈，跟他们“聊聊现在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就一些事儿跟他们好好聊聊，也听听他们的想法”；他还去见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刘安琪他们；见了“五院院长”，跟他们说了说施政的重点，让他们“好好干自己的活儿”，还见了各国派到台湾的“外事人员”；又跟台湾省和台北、高雄的省市领导、议长们见了面，还见了“国防部长”郑为元、“参谋总长”郝柏村和各军种的总司令，问了问国防战备的情况，还给他们指了指安全上的事儿。他主持了中常会“十二人小组”的会，讨论了蒋经国生前同意的“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说会继续按蒋的路子走，“改革不仅没停，还越干越有劲了”。

李登辉的这些做法，考虑周全，条理清晰，规范有序，深谙官场门道，获称“表现不俗”，名气迅速攀升。

1月16号那天，合众国际社先发了条消息，说国民党中常委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挺李登辉当代理主席（其实后来发现根本没这回事儿，没做过啥调查）。这下子，台湾媒体和国民党里头，支持李登辉的风声就越来越大了。国民党里的“立法委员”赵少康还搞了个集体签名，力挺李登辉来当这个国民党的代理主席。

李焕等人面对各方压力，顺势而为，自1月20日开始，逐个询问国民党资深元老和中常委们的看法，经过几天的讨论，中常委们意见统一，并共同签署了推举李登辉暂代国民党中央主席的提案。

俞国华为了澄清外界说他和李登辉争权夺利的谣言，主动站出来要当提案的发起人。到了1月26号，除了李登辉，其他30位中常委都在提案上签了字，就等第二天中常会开会时通过了。同一天，《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说“执政党明天开中常会，要推举李登辉当代理主席”，这下“支持李登辉”的说法就传得人人皆知，好像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

【4、当选国民党代理主席】

没想到，宋美龄插手进来，差点让这个提案还没开始就黄了，国民党高层因此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的政治大戏。

1月26日午后，李焕收到了一封宋美龄亲笔签名的信，信中提到国民党主席应由全体党员代表共同选举产生，所以这事儿该留到7月开的“十三全大会”上再定，现在中央常会可以继续按照蒋经国在世时，常委轮流主持的老规矩来办。

那晚夜深人静时，李焕和不少中常委都收到了从宋美龄住处士林官邸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别再支持李登辉的提案。“第一夫人”的影响力还在，接到电话的人个个心里七上八下，整晚都睡不着。在这场激烈的权力较量里，大家都得看清形势，站好队。

27号这天，是中央常务会议的常规开会日。中央常委们一个个神情严肃，小声交谈，分享着最新的消息。开会前，李焕、俞国华还有当天会议的主持人、《中国时报》的老板余纪忠赶紧开了个小会，他们觉得要是对宋美龄的看法不理不睬，可能会惹出大麻烦，所以决定当天会议先不提推举李登辉的事，用一周时间去做做工作，等下次开会再讨论。“对外就宣称，等30号经国先生安葬后再做决定，这样更合适。”

中常会审议了除支持李案外的其他原定议题，且都顺利通过了。中常委们心情低落，对宋美龄的插手感到不服，“大家普遍觉得像是被耍了一样”。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以列席身份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他并非中常委成员）突然起身，请求发言并得到了许可，随后宋楚瑜直言不讳。他讲，经过几天的运作，所有中常委都同意推举李登辉做代理主席，还都签了联署提案，本应在今天的会上讨论通过，怎么又变了卦，不提这事儿了呢？

大家都盼着李登辉来当这个代理主席，这时候要是不提这事儿，国民党在大家心里成啥样了？全世界的人又会咋看这事儿呢？每拖一天，伤害就多一分，那后果可严重得没法想象。

最后，宋楚瑜情绪激动地讲道：“我身为党员，对俞国华同志今天的行为实在太失望了！（毕竟俞国华是提案的主要发起人）我现在就离开会场。”

说完话后，他转身就离开了会场。

宋楚瑜的老爸宋达，跟蒋经国是结拜的好兄弟，蒋经国当“退辅会”老大那会儿，宋达就是他的副手。

蒋经国资助宋楚瑜到美国攻读，宋楚瑜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后，很受蒋经国器重，被聘为他的私人英文秘书，此后仕途顺畅。他是国民党里“年轻一代”的典型代表。

宋楚瑜这一举动，让“全场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局面瞬间逆转，支持李登辉的议案又成了会议上的热点话题。

会议主持人余纪忠接过话头讲道：台湾岛内外的人都在关注着拥李事件的情况，“今天这个会，必须得对这个事情拿个主意”。

在短暂的安静之后，部分中常委陆续表态，赞成把拥护李登辉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加到会议的议程里，让常委们开会讨论并表决。原本停滞不前的推举李登辉做代理主席的提案，这下进入了实际讨论阶段。余纪忠念了提案的原文，所有中常委都鼓掌表示同意通过。

余纪忠为了表示事情的严肃性，提议大家站着来表决这个方案。最后，所有中常委都站起来鼓掌，一致同意让李登辉暂代主席一职。

当晚，士林官邸给“总统府”打电话，说暂不商讨代理主席的事情，不是针对李登辉个人，希望别误解。第二天，刚当上国民党中央代理主席的李登辉，亲自去拜访了宋美龄。

于是，在蒋经国离世后的十四天里，他留下的两个最关键的职位都由李登辉接手了。国民党的权力交接算是暂时画上了句号。

1988年7月7号那天，国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也叫“十三全大会”）在台北召开了。

7月8号，“十三全大会”首场会议上，核心议题是选出国民党的中央主席。大会主席团提议让李登辉担任这一职务，但在怎么选的问题上，代表们有了不同看法。大部分人觉得起立鼓掌表决就行，可赵少康等代表觉得“为了党内民主更实在”，应该用不记名投票来选主席。最后，还是决定用起立的方式表决，结果出席的1184位代表里，有1176人都站起来表示赞成，只有赵少康等8个人反对。这样，李登辉就顺利成为了国民党的新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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