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江青提议前往海南岛。汪东兴便对邬吉成下达指示：“此次江青外出，你将陪同她一同前往。”

江青本来住在中南海里，她的警卫工作一直由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兼管。江青的花样多，喜怒无常，汪东兴对她的事很挠头。后来江青搬到钓鱼台住了，汪东兴便顺水推舟，把江青的出行随卫推给了分管钓鱼台警卫的邬吉成。

此前，邬吉成未曾陪同江青独自出行，更遑论前往那片他未曾涉足过的海南岛。于是，他对汪东兴坦言：“我对海南岛的情况一无所知，恐怕难以胜任此行。”

汪东兴指示道：“在海南岛，已有专人负责接待事宜，其余一切，你无需过多挂心。只需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即可。”

邬吉成深知江青性格难以驾驭，然而作为军人，恪守执行命令的职责，他依旧需全力以赴，肩负起保护江青的重任，与她一同踏上从北京启程的征程。

江青出行，犹如搬家一般，需携带大量物品：文件、书籍以及办公用具，被褥、便桶等日常生活用品，此外还有众多的摄影设备，以及十余部电影的胶片，这些都需要两辆卡车才能运送，情形无不如此。若再加上她骑乘的马匹，随行的辎重队伍便愈发庞大。

于西郊机场的登机口，空军司令吴法宪早已静候多时，此次他特地前来，只为陪伴江青一同乘坐飞机。江青曾言，有吴司令的陪同，乘坐飞机便倍感安心。因此，每逢飞行，她都坚持要求吴法宪同行。

江青及其随行人员首先抵达了位于海南岛陵水的海军航空兵机场，稍作歇息之后，便转飞三亚机场。抵达三亚后，他们入住在了位于榆林港附近的“要塞区”部队大院。

此刻的江青精神矍铄，虽历经风尘，却不曾稍作休息，便前往“要塞区”的兔尾岭，一睹海防设施的雄姿。翌日，即11月14日的凌晨，大约三四点钟，她便起身，引领随行人员一同前往。

一行人共赴“小东海”捡拾贝壳。正值大潮退去之时，海滩之上留下了众多海洋生物的踪迹。

11月15日，江青进行了游泳活动。邬吉成表示，部分出版物中所传播的关于江青未曾游泳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他本人曾多次目睹江青畅游于水中的情景。

游泳结束，江青向要塞区的司令员王必之提出了参观“三七高炮”阵地的请求。众人乘坐三辆吉普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至山顶。抵达高炮阵地后，江青迅速架设好相机，便催促几门高射炮同时开火，以便她捕捉创作所需的摄影素材。面对江青的请求，王司令员虽感为难，却不敢违抗，只得下令前后四个炮位，接连向海空发射了数发炮弹。

翌日自高炮射击任务圆满完成后，江青率队自要塞区大院迁往三亚鹿回头招待所。18日，她再度踏足三亚西畔的西瑁洲岛，实地探访了女民兵所驻的火炮阵地。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这座海岛的女民兵便因叶剑英元帅挥毫题诗而声名鹊起：驻守南岛之极，枪械在手，苦练不辍，坚如磐石，捍卫家国国防。不让敌方飞机与舰艇嚣张，一经发现，即刻将其摧毁，不留后患。在此地，女民兵们遵照江青的指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炮火射击。

海南岛毗邻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短短数日内，此处频繁响起炮火，引发了越南南方政权及美国方面的极大关注，众人担忧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因而迅速进入战备状态，这一状况迅速传遍各方。同时，炮火也暴露了我方阵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阵地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总之，江青颐指气使的举动，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

此后，江青考察了南海舰队的前沿阵地及其指挥设施；并乘坐车辆游览了莺歌海盐场以及“天涯海角”等地。在“天涯海角”，她指示随行的南海舰队保卫人员登上海中的礁石，意欲拍摄几张以浩瀚大海为背景的照片。

那日风高浪急，保卫人员历经艰辛，方才攀登上那座礁石。邬吉成指出，若非他们接受了特殊训练，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涉海，事故在所难免。

江青曾赴榆林港，行程辗转至海口、兴隆等地，实地考察了农场，观赏了丰富的热带作物，并享受了温泉的舒缓洗礼。

12月2日，气温逐渐转凉，海边的游泳活动不得不暂时搁置。江青心中萌生了返回北京的念头，于是她吩咐秘书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周总理在电话中向江青告知，北京近日正遭遇大雪，航班降落条件不佳。他建议江青可以先在上海稍作停留，顺便游览一番。

一行人遂于12月4日改道赴上海。在上海，江青接见了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周纯麟等。她在上海的心情好像很不稳定，一天她叫邬吉成到她的房间，说：“你可以带老申（司机)和许玉兰（护士）坐火车回北京去，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邬吉成语气坚定地回应道：“您让我离去，但我的脚步尚不能轻举。我必须先行请示北京的指示。当初出发之际，您交付予我的使命是确保您的安全，直至将您安全送达北京，方算圆满完成任务。若任务尚未达成，我便先行返回北京，那便无法向我的上级交代。”

江青闻言，便道：“那么你便留下吧，无需离去。只是他们几位，则必须离开。”

最终，老申与小许率先踏上了离开上海的旅程。邬吉成则选择留下，然而江青此举无疑掀起了一阵风波，导致邬等警卫人员此后行事愈发谨慎，同时，这也使得上海方面的接待人员陷入了紧张的氛围之中。

旅途中，江青及其随行人员各自享用独立的餐食，缘于各自的伙食标准存在差异，故而所缴纳的餐费亦各不相同。江青的日餐费定为五元，而随行人员的日餐费则为五角。在上海，宾馆对随行人员的服务细致入微，提供的伙食亦颇为丰盛，每餐均有两道佳肴。

不知江青听到了什么风声，吃饭的时候就几次跑去检查邬吉成他们吃什么。第一次检查后，她认为吃得太好了，批评了他们一通。这以后他们再吃饭就格外留意，江青一过来，就把两个稍好一点的菜藏起来。她满意了：“你们表现还可以嘛，吃得不算奢侈嘛。”

1971年的夏季，江青提出要去青岛休假。汪东兴、王良恩（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指示邬吉成和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先去青岛打前站，对江青的吃住行做好安排。

7月29日，前站工作人员抵达济南军区，受到了司令员杨得志的亲自接见。

杨得志对他们说：你们把住房、活动场所——青岛“大会堂”、迎宾馆（原德国总督府)都好好看一看，还要了解一下气温、水温及爬山和其他参观的处所。安全

警卫方面由67军和东海舰队负责。

67军和东海舰队负责警卫。

邬吉成一行在青岛游览了当地的风光，对这里的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遂返京复命。

8月5日，江青抵达青岛，便入住早已预订的9号楼。该楼地处浴场附近，便于下海畅游。与此同时，贺子珍亦在青岛疗养，她居住于11号楼，与江青所居之处相隔甚远。

江青对贺子珍同住青岛之事一无所知，邬吉成等人亦是在先行勘察时方始得知。彼时，众人皆感棘手，毕竟青岛的条件相对优越，若因江青的到来而令贺子珍迁离，实属不妥；倘若江青得知贺子珍亦在此地，与她共处一域，她定然不会轻易放过此事。无奈之下，唯有尽力对她隐瞒此事。

江青抵达青岛的次日午后，便来到了第一海水浴场。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之上，不禁缅怀往昔，对邬吉成等人娓娓道来：“我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名木匠，性情暴躁，母亲与我常受其气。此后，我赴济南求学，济南之行后，我便来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日子里，我常在此海滩与礁石间嬉戏。而后再至上海，便是从这里踏上了新的征程。”然而，关于抵达上海后的经历，她却未再继续，这是邬吉成首次听闻江青谈及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私人往事。

8月7日清晨，邬吉成陪同江青乘坐两艘炮舰，前往“雪加岛”要塞进行参观。一整天平静无事。然而，到了夜晚，江青起夜时，或许是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她没有按铃唤醒值班护士。鉴于她患有便秘，在马桶上逗留的时间较长，常常坐着便睡着了。因此，通常情况下，她如厕时都会按铃，请求护士陪同。然而，这一晚，她并未召唤护士，而是在马桶上睡去，结果不慎摔倒在地板上。

翌日清晨，江青醒来后感到左肩胛处疼痛不适。经过X光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左侧锁骨末端存在细微的裂缝。这次伤害是她不慎摔倒所致，而她并未召唤值班护士，或许是她心情尚佳，因此并未有工作人员因此事受到责难。

北京迅速派遣了以吴阶平为领队的医疗团队，对江青进行救治。幸而伤势并不严重，并未对她赴青岛的活动造成任何影响。

一日，济南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私下向邬吉成透露：江青曾单独召见了他，请求他先行前往她的故乡诸城一探究竟。看来江青心中涌动着浓厚的思乡之情，萌生了秘密返乡的念头，并向邬吉成征询意见。

邬吉成指示道：“你只需依她所托，前往诸城进行实地考察，随后依据实际情况向她汇报即可。至于最终是否前往，决定权在她手中，我们不便多言。同时，你切勿向我透露你已经知晓此事，她原本就已隐瞒了我们。”

晋国强在诸城完成考察后，返抵青岛，向江青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然而，此后便再无后续的消息。邬吉成推测，这或许是因为江青一时兴起，兴致过后便不了了之。

8月10日的午后，江青在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以及海军政委李作鹏和北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的陪同下，莅临“太平角”阵地，参观其配备的100毫米口径高炮。

邬吉成早有所闻，那片区域正在进行施工。于是，他向保卫部长晋国强致以问候，并叮嘱道：“务必进行全面布置，仔细检查一番；施工中的炮击应尽早停止。该整理的物品要整理好，该清理的地方要彻底清理干净，保持整洁，以免参观时让人视线所及皆是一片杂乱无章。”

当时相关部门回应称一切妥当，已妥善处理。济南军区保卫部、海军以及青岛警备区亦已就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与细致的检查。

正当江青抵达阵地，刚从汽车中走出，施工区域内忽闻两声巨响。爆炸产生的碎石如瀑布般冲天而起，高达三四十米，大量的石粉纷纷落下，落在了江青的汽车周边，令她惊慌失措。事后调查发现，这场爆炸是由两个未爆的哑炮引起的。尽管施工部队已暂停工作，但这两个哑炮却未得到妥善处理，恰巧在此时爆炸响起。

邬吉成于当晚即刻向北京提交了报告，坦诚地承认此次事件为责任事故。在检讨书中，他坦言尽管事前已进行了通知与部署，但他本人并未亲自对落实情况进行严格审查，这才导致了这场危险事故的发生。

经过一个月又三天的时日，不幸的“九一三事件”终于爆发。这一意外事件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波，牵涉了当地部队众多人员，其中有些人遭受了审查，更有甚者，被迫走上了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之路——这一点，留待后文详述。

1971年8月11日晚7时，北海舰队在迎宾馆宴请江青，作陪的有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袁升平（时任济南军区政委）、李作鹏和北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及政治部主任孙川、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谭遵楷，此外还有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等。

“你们的工作太过疏忽，诸多事宜均需我亲自构思。身处此处，四面八方尽是风声，办公室门户大开，时常遭受贼风的侵扰。连护士的工作也未能细致入微。你们必须对整个工作流程进行深入剖析，找出其中的不足！”

江青稍作休息之际，随行的工作人员迅速集结，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强化责任意识，力求为江青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同时，与会人员对江青情绪突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人猜测，这可能与昨晚的宴会有关，或许在宴会上，江青得知了贺子珍同样在青岛休养的消息。

午时，江青莅临海滨浴场，然其心情仍旧郁郁寡欢，以风大为由，遂速速返回了住所。

8月13日午后的12点整，李作鹏携手孔令华及其夫人李敏，一同抵达迎宾馆，专程拜访江青。在合影留念并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众人移步至小礼堂，共度了一段光影时光。电影结束后，江青不假思索地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请青岛方面为她居住的9号楼晾台搭建临时帐篷；二是要求所有观看了电影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消毒处理。（她认为看的电影有问题)。

至8月14日，江青的内心愈发焦躁不安，她认为在青岛逗留并无实质性的价值，便提出立刻返回北京或是前往济南。她吩咐秘书杨银禄拨通北京的电话，请求返回首都，然而北京方面的回复是需等待首长审阅后再作决定。到了15日，北京方面来电表示同意她回京。次日，江青便急匆匆地从青岛启程，返回了北京。

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得以平息的短暂之后，邬吉成便伴随卫江青屡次外出，期间更三度踏足广州。

首度，那是在1972年的年初。江青抵达广州后，便入住于新建的南湖一号楼。这栋楼不仅宽敞，远超周边的其他建筑，甚至面积上还要胜过毛主席所居住的7号楼以及周总理的5号楼，其环境亦堪称一流。在广州期间，她的安保与服务工作均由广州军区全权负责。

广州军区领导高度重视对江青的接待工作，特命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担任负责人，并集结了军区保卫部及管理局的领导成员，共同组成了负责接待的专项团队。

邬吉成陪同江青在广州市区游览数日后，江青某日忽然提出，她希望能参观林彪曾在广州居住过的地点。吴副司令员随即展开了细致周到的安全部署，并派遣人员提前进行检查与筹备。

参观之际，江青踏入林彪居所时，心情尚且愉悦。然而，不久之后，她便怒气冲冲，宣称要即刻离去。返回南湖的居所后，她的怒火愈发旺盛，高声指责有人企图加害于她。她更指责吴纯仁为林彪之党羽，有意将她引至林彪的居所。在广州逗留短短数日，江青便急忙返回了北京。

据邬吉成所述，吴副司令员因此遭遇了极大的不幸，此后便销声匿迹，再未公开露面。

春回大地，江青再次提议前往广州。或许是上一次在广州发生的吴纯仁事件影响了此次行程，导致此次行动规模尤为盛大。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率领，毛维忠、邬吉成及江青处的工作人员一同先行，更特地从北京携带了三台窗式冷风机。

他们到广州先看了江青上次住过的南湖宾馆1号楼，此时的1号楼，已经又经过一番装饰，增设了盆景花廊，环境比以前更为幽雅。但汪东兴看了以后感觉不是特别满意，就又去看了广东省委招待所（小岛）。在一番检查后，决定江青来时住此处。毛维忠赶紧带着人连夜加班，把窗式冷风机安装在小岛1号楼的办公室和寝室内。

不久前，负责先行筹备的人员返回北京不久，江青便迅速启程，抵达广州，并入住事先备好的小岛1号楼。这座楼宇曾是毛主席南巡广州时的住所，与孙中山先生曾经居住的古老建筑相邻。广东方面依旧将警卫工作委托给了广州军区，军区保卫部部长石勇亲自担纲，并指派省委警卫处的杨处长常驻小岛，以确保安全。

江青抵达广州后，便对“三元里”的温泉游泳池实施了管控，确保在她游泳时，泳池不得向公众开放。在此期间，她甚至前往广州军区，出席了一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并发表了一番言论。

江青此番第三次莅临广州，入住的是刚刚峻工的“松园”一号楼。邬吉成则居于四号楼，而其余随行人员则分散在三号楼中，三座楼舍彼此相邻。“松园”与江青上一次下榻的“南湖”仅相隔一座小丘，且同样位于省委招待所的管辖之内。

此次莅临广东，江青女士的行程除了一睹佛山陶瓷与编织艺术的盛况，以及游历公园风光之外，主要活动便是在“松园”悠然畅游，享受闲暇时光。

为便于她无需穿越市区的繁忙路线，便能沉浸在宜人的水温之中畅游，广州特地铺设管线，将“三元里”的温泉水源引至“松园”的露天泳池。

邬吉成感慨道，即便身处这等雅致的环境中，江青依旧屡次挑起事端，令四周之人苦不堪言，寝食难安。她时而抱怨冷风侵袭，时而指责气温调节不当，甚至对放映的影片也横加指责。她不断督促随行人员召开会议，探讨如何提升服务水平。

邬吉成与江青共外出数回，对她的习性渐有了解。目睹她此举，料想她可能又感到无法安顿。果不其然，她不久便提出返回北京的要求。周总理接听电话后，特地派遣杨德中与刘崇福，驾驶刚购置的波音707客机，专程前往广州迎接她。

听闻江青即将离任，广州军区几位负责人特地前往她的住处进行探望。在告别之际，他们提及已精心备下简餐，以作饯行之礼。江青当时表示将出席这场便宴，然而，不知何故，她最终还是未能如约而至。

杨德中抵达招待所后，便立刻寻找邬吉成，共同商讨关于送江青返回北京的事宜。正当他们沉浸在研究之中，广州军区的保卫部长石勇前来邀请他们一同赴宴。他们欣然应允，随石部长一同前往餐厅。然而，在餐厅中，邬吉成并未见到江青的身影，周围虽有几位军区领导人，但他俩均未意识到这顿饭是为江青举行的饯行，因此并未就此询问。

此刻，天空中飘洒起雨滴。杨德中和邬吉成认为有必要提前赶往机场，一探究竟飞机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这突如其来的大雨是否会影响到起飞。他们仅浅尝了一杯啤酒，便匆匆踏上了前往机场的路。

幸而飞行途中一切顺利，江青当天便从广州启程，安然抵达北京。在广东的行程中，并未遭遇任何意外，邬吉成不禁松了一口气，面露轻松之色。

不料，不久之后，灾祸突降。中央办公厅负责人通知邬吉成与杨德中，要求他们于警卫处党委常委会上做出检讨。其缘由在于，传言广州军区的领导人系林彪一派，石勇亦被视为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江青声称，邬吉成与杨德中曾出席林彪集团所设宴席，是被拉拢至其阵营。

更令邬吉成愤慨不已的是，江青竟诬指他与身边的一位护士关系暧昧不明，进而要求组织对邬采取相应措施。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邬吉成如此解释道——

那晚，江青不幸遭受寒风侵袭。她归咎于身旁护士未能妥善关闭窗扇，遂下令我召集随行人员，召开会议对那位护士进行批判。

此事本就无足轻重，会议中仅是简单提及，并未号召众人进行批判，亦未要求她进行检讨。流程既已走完，我对江青说道：“XX未能妥善掌握您观影的时间，窗户关闭较晚，这无疑对您的健康造成了影响，她已对此错误表示了悔过，我们也对她进行了适当的批评。”

本以为此事能够草草了事，却不料是江青身边某位工作人员透露，我并未遵照她的旨意行事，反而对那位护士进行了严厉的处置，这才触怒了江青，导致她对我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从而将这等不光彩的罪名强加于我。

面对江青的指责，汪东兴不得不进行一番深入调查。于是，他向一同前往广州的江青处党支部书记程汝明进行了询问。程汝明则低声回应道：“江青说老邬与女护士关系暧昧不明，这纯属无稽之谈！”

江青目光锐利，令邬吉成倍感忧虑。于是，他向汪东兴提出请求：“能否将钓鱼台的警卫任务转交给他人负责？我愿返回中南海，投身于部队的工作。若继续留在此地，不知何时会被定罪，进而陷入牢狱之灾。”

汪东兴并未应允，回应道：“暂且再观察一段时间。你大可不必过分关注10号楼的事宜，而应将重心转移到确保钓鱼台住地的安全以及外宾来访时的警卫任务上。”

不久后，江青再度踏足广州。此番，她指名要求中央警卫团的副参谋长李连水陪同，以负责全程的安全保卫工作。然而，实际的筹备与安排依旧主要由邬吉成暗中操持，故而对江青在广州的行踪，他可谓是了如指掌。

江青此行莅临广州，目的纯粹，仅为与美方作家维特克进行一场深入的交流与长谈。

维特克来华访问，是为了采集现代中国妇女革命史料的。她和中国对外友协商定的采访对象是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乎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伴随的女革命家。江青听说此事，非要和维特克见面。周总理只好同意，但说好只见一次，只谈文艺。

江青趁机秘密与维特克在京城及羊城会面，累计达六次，耗时近六十小时。知情者向邬吉成透露，炎热的夏日里，广州的酷热尤为难熬，但江青却一改常态，即便高温与寒风也不再畏惧，她身上的诸多毛病似乎随之消失，兴高采烈地向维特克讲述她的“辉煌”过往。

江青向维特克坦言：“斯诺的《西行漫记》享誉全球。我期望你能追随斯诺的脚步。”在完成这番激励后，她便直接提出希望维特克为她撰写一部传记，并承诺将两人的谈话记录全部转交给他。然而，当录音整理完成后，周总理审阅后认为不宜对外公开，遂经毛主席批示，将其存档封存。

维特克日后依据自身的笔记，著成了一部题为《江青同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