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90年代的阿富汗，曾有过一种光景——女性能穿着多彩衣裙上大学、做医生、担任护士和教师。首都喀布尔里，女性占医生和教师总数的近半（Kabul University统计，1978年前女性医生占40%）。

此前，阿富汗经历了改革潮，女性被鼓励接受教育，成为医生、教师、官员。如前卫生部长Kubra Noorzai、社会活动家Anahita Ratebzad——她们推动扫盲、开医院、争取议会席位、让女性公开发声。在1978年到1992年期间，城市女性医生占比高达40%，教师占比甚至60%。

那时的阿富汗，女性不仅被允许进入公共空间，更被鼓励成为国家进步的动力。这不是奢望，而是真实发生的社会实践。在1950—70年代改革潮中，“妇女能干成事”的理念曾出现在国策里，甚至出现多名女性官员和议员。这段历史，多数人只在研究资料里才见过。

1996年塔利班崛起后，阿富汗女性被迅速剥夺自由：

必须穿罩袍（burqa）

禁止接受教育、进入职场

医护、文化等领域女性被清除

违者遭体罚或公开绞刑、鞭挞

那是一个被命令消失的年代，女性关于“自我”与“贡献”的想象被封锁到了极点。

2001年美英发动反恐战争，名为“消灭基地组织”，之后的那几年，女性穿着袒露进大学，做起护士、心理咨询师。国际媒体新闻里看上去，阿富汗要“迎接新时代”。

但这些新时代背后，常常是一种政治利益”换取“人权改善”的短期博弈。

塔利班消灭后，能接受西方教育的大多数，是城市知识分子。他们开设夜校、女性教室，背后却是大量国际NGO项目在“兜里放钞票”，为的是维护“西方形象”。

当撤军这种结构性援助一断，女性教育立刻崩塌。女性形象从“政治改造成就”瞬间变成“文化恐怖遗留物”。美国撤军时，也是利益撤退时。所谓“我们帮助建校房、修医院”，不过是自我包装的新闻语。

美国援助永远带着自己的管控：资金、物资必须供应绑定的企业；教育经费、医疗设备要签美国公司；某些项目甚至只是“数字援助”，实际只能在大城市受益。

而当他们认为“收不到回报”时——比如没有稳定政治合作、抗中倾向、资源无利可图时——他们退得干净，再次把阿富汗女性留在沉默中。

这是一个说不出口的真相：阿富汗女人没有被解放，是被看上了，甚至被消费了；当她们失去作为利益载体的地位时，她们又被随时抛弃。

美国那种“再也不会有9·11”的承诺成了笑谈。

所谓的“恐怖分子支援链”依然存在，塔利班反扑日渐强盛。

塔利班在2021年重掌政权后，第二波禁令如潮水般涌来：

禁止女生上学（中学和大学）

禁止成年女性社交、乘车、上班、看医生（需男性陪同）

关闭美容院、体坛与社交空间

强制执行“美德与邪恶部长令”，女性只能在家，声音不能出现在公共空间

与前一次相比，回归更彻底，更悲凉。

塔利班重新掌权两年多，阿富汗女性的自由被彻底收回：禁止教育、禁止就业、禁止出门。

塔利班两次掌权的背后，都涉及更大的地缘政治与利益博弈。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利用宗教宣传获取地方控制权。而2021年，他们的重返，背后是美国撤军与区域权力重新划分。

而在外部援助如人道主义援助到医疗、教育设施的投入中，美国及盟友往往带着条件进入：教育项目必须由西方公司供给教材和服务，科研、资产流动都需绑定特定实体。一旦外援停止，教学、医疗瞬间被收回。

于是，一群曾被“西方价值”拉进舞台中央的女性，在利益撤退背后瞬间消失在人间。

阿富汗女性一直在全球抗争，但国内政治体制从未给她们真正发声机会——不论是苏联撤退后的政权、美国扶植的亲西部现政权，还是现在的塔利班，她们的自由都不在自己的选择中。

与此同时，美国内部经济出现分化趋势，撤军资金转向高科技项目、半导体法案、甚至对中国的科技围堵。可惜，“救阿富汗女性”从来不在优先名录里。

即便外交文件里写得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了国家利益决定援助优先权，而不是人道优先权。

有人说：“西方要的是政治牌面，”这句形容太准确。她们是人权的展示板，却从未成为人权的真正拥有者。

“别把她们的自由当成外交笑脸，这不是戏码，她们的沉默正在召唤。”

有记者采访一名刚毕业的女性学者，她泪流满面地说：“我们不是要西方人的施舍，我们要的是被尊重被允许成为自己的那一部分社会。”

这句话戳心。女性自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该是一场“外交施舍”，更不该成为大国话语里的“示范案例”。

结语

当我们阅读新闻，看到阿富汗女性无法上学、被鞭打时，不要以为这是“宗教古板”或“新冷战的副产品”。这是一个国家女性被边缘化的综合行为：地缘争夺导致外部利益撤离，意识形态控制让平台关闭，女性成为最脆弱的承重者。

“当女人成为利益链条上的‘变量’而非主体，那一国文明，就在她们沉默里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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